头条文章养成计划
一、
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无疑是最为清晰的。这一成就离不开历代中国人对史书编纂的坚持与热忱。正是因为我们代代相传的史学家们辛勤耕耘，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这些宝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周边国家研究自身历史。尤其是那些历朝正史，如《明史》《元史》等，堪称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
每当一个新的朝代更迭之时，新政权便会不遗余力地为前朝编写官方史书，全面总结其得失与兴衰，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警示和借鉴。这一历史传统贯穿千年，而清朝灭亡一百多年后，为什么关于清朝的“墓志铭”——《清史》却迟迟未能完成呢？
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北洋政府便成立了专门编纂《清史》的机构——清史馆，负责人是曾担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务的赵尔巽。由1914年到1927年，编纂工作整整持续了13年，才勉强完成了初步的编修。然而，时局动荡，赵尔巽自身也感到身体力行渐显疲态，于是他决定将这部史书命名为《清史稿》，并急忙将尚未完全修订的版本交付印刷。不久后，赵尔巽便去世了。
展开剩余82%《清史稿》首次印刷了1100多套，但其中400套被金梁带走，偷偷修改增删部分内容并在东北出版，成为所谓的“关外本”。与此同时，其他编修者则发表了“关内本”，这两本版本在学界和社会上激起了广泛争议。就在此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被新政府取代，而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迅速将《清史稿》列为禁书，不仅禁止买卖，还准备进行收缴。许多学者和书迷曾提前预定了这本书，结果却成了买空气的冤大头。
一年多后，《清史稿》终于解禁，但不久之后，社会和学界却对其发表了严厉的批评。许多人对编纂团队的阵容表示不满。事实上，这些编者大多是前朝遗老，他们的忠诚与感情早已深深根植于清朝之中，自然难以客观公正地评价清朝，而对辛亥革命的政权则显得态度冷淡，甚至带有贬低之意。这样的态度使得《清史稿》在发布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学术界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清史稿》中的错误和遗漏。考虑到编纂时间紧张，人员力量薄弱，史书中的不少细节和数据显得十分草率。例如，《清史稿》中竟然错误地描述了俄罗斯的位置和宗教信仰，错将其与大西洋联系在一起，并声称其民众信奉天主教。这本该是常识性的错误，却暴露出编纂者在世界地理和风俗方面的浅薄知识。
然而，《清史稿》并非全无价值，它在史料和文学上的贡献依然值得肯定。尽管这些编纂者的文学造诣深厚，大多以文言文功底见长，使得《清史稿》文笔简洁流畅，风格鲜明。即便如此，要再度组建一支这样高水准的编纂队伍，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清史稿》的问题和争议让人不禁想起历史上的类似情形。比如欧阳修等人对《唐书》的不满，进而编修了《新唐书》，又如《元史》在明朝开国时出现了许多失误，最终在清朝被柯劭忞重编为《新元史》，成为二十四史的一部分。
二、
新中国成立后，编写《清史》的任务便交到了我们的手中。早在建国初期，董必武曾提出过编修《清史》的建议，但由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实在无力开展如此庞大的工程，这一提议便被暂时搁置。
1959年，修订《清史》的问题再度被提上日程。然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得这一计划再次暂停。直到1965年，中央政府终于决定开始此项工作，并成立了编纂委员会，然而，时局的波动使得这一目标始终未能如期完成。
2002年，经过多年的讨论与准备，国家终于正式启动了《清史》的编修工作，历史学者戴逸教授担任了这项工程的主编。戴教授一直是清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早在多年前，他便为《清史》的编修工作奔走筹划，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这次《清史》的编修，戴教授可谓在其中发挥了“两个全局”的作用。首先，他从整体上对这一庞大工程进行了精心规划。戴教授把编纂《清史》分为三大部分：主体工程——即编写《清史》；基础工程——整理和保存与清朝相关的档案资料；以及辅助工程——建设图书馆、档案室和数字化资料库等。这一系统性布局不仅能确保编纂工作顺利进行，还能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清朝历史提供全面而便捷的资源。
第二个全局是关于《清史》编纂本身的布局设计。仅2003年到2004年，编委会便召开了8次会议，讨论史书的体裁和结构，最终确定了《清史》将分为五大部分：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传统的典志、传记和史表，都是历代史书常用的体裁，而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图录，这在二十四史中是极为罕见的。正因为清朝历史所处的时代，摄影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图片来更直观地了解这一历史阶段，因此，图录部分成为了《清史》的一大亮点。
根据公开报道，直到2008年前后，这部《清史》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编修工作，并进入了审稿阶段。然而，时至今日，这部《清史》依然没有正式发布，读者和学者们的期待似乎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三、
从审稿所花费的时间来看，这一过程显然比成书的过程还要漫长。审定和校对工作极其繁琐，尤其是审核部门的反馈往往决定了书籍是否能够顺利出版。对于《清史》这类国家级的重要历史工程，史学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如实记录历史，但审核部门则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因此必然会提出各种修改意见。这样的流程使得出版进程一再拖延，而期盼的读者们只能焦急等待。
除了审核上的原因，编纂者们也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无法避免的困境。首先是因为《清史》是由多人共同完成的，这使得文风难以统一，甚至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疏漏。例如，在慈禧太后的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分工不清，编纂者们忽视了将她的传记纳入书中。由于工作分散，大家都忙着自己负责的部分，最终出现了这样的重大失误。
其次，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们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员，他们的精力有限。许多专家虽然在学术界有着极高的声誉，但因为工作繁忙，难以全身心投入到这一长时间的编纂工作中。这也导致了进展缓慢，尤其是当这项工作延续多年后，参与者们的压力和困惑也与日俱增。
对于这些清史专家来说，这部史书的出版不仅关乎个人的学术成就，更关系到整个学术界对清朝历史的评价与总结。在这样一部涵盖庞大历史内容的作品面前，学者们的付出和苦心可想而知。
《清史》的出版，不仅是对清朝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当代学术界的一次考验。至于这本史书最终会以何种语言风格呈现，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它将会如何影响后人对清朝的认知，所有这些谜团依然等待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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